文化 古今杂谈
海内三宝之:大盂鼎大克鼎流传记
华夏经纬网   2010-03-09 10:17:28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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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盂鼎


大盂鼎铭文


大克鼎


大克鼎铭文

  鼎,《辞海》上的解释是,青铜器之王。

  中国青铜重器中,大盂鼎和大克鼎,是两件被称为“重器鸿宝”的西周铜鼎,与毛公鼎一道,并誉为“海內三宝”。如今,这三只宝鼎分别藏于国家博物馆、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,作为镇馆之宝,引人们驻足、流连、惊叹。

 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,大盂鼎和大克鼎在清晚期出土后几经流转,曾经归一人所有,聚首北京;出土自陕西的二鼎,又曾经被深深掩埋在苏州一条幽静小巷深处,躲过了侵华日军的劫掠。

  1951年,大盂鼎、大克鼎鸿宝重现。鼎身上清晰的铭文和斑驳的铜锈,默默诉说着几千年的中华文明,而它们出土后的坎坷命运,隐隐折射着中国近现代的百年沧桑。

  掘地藏宝

  1937年的农历八月十八,子夜时分。

  中秋节刚过,月亮亮似银盘,为已经陷入沉寂的古城苏州洒下如霜的月光。

  在这座古城中心,一条名叫南石子街的小巷深处,五个身影借着月色,在一座深宅大院中窸窸窣窣地忙碌着。

  宅院的女主人叫潘达于,就是她在指挥着一项绝不能被外人所知的工程。参与者是她的姐夫潘博山及姐夫的弟弟,还有两个家中的木匠长工。

  一间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被撬开,露出两米见方的一块土地。四个男人轮番上阵,用铁锹向下挖掘。

  寂静的夜里,若有金石碰撞之声必为左邻右舍所闻。四个人的动作都是轻手轻脚,悄无声息。挖掘出的土石,或铺在院中大松树下,掩做培土,或四散在院落东侧的私家花园中,不留任何痕迹。

  足足挖了两夜,几个人才在屋中掘出了一个一人来深的土坑。两个木匠把事先钉好的一个木箱置入土坑。随后,几人合力从旁边的屋子中抬出了一个巨大的青铜鼎,慢慢放入木箱中。另一只体积、重量相差无几的大鼎也被抬出,呈对角线放入了木箱。

  这两只青铜大鼎,即为大盂鼎和大克鼎。到潘达于这里,已在潘家传了三代。清朝晚期从陕西出土的这两只宝鼎,再一次被掩藏于地下。潘达于寄望着这个“大土坑”,能够让两只家传宝鼎躲过日益迫近的战火。

  1937年的那个中秋节,没有让中国感受到任何节日的喜庆。中日淞沪会战激战正酣,焦灼着每个中国人的心。距离上海不足一百公里的苏州,从战事一开便被列入战区。战争的阴云早已把这座秀美的江南古城变成一座危城。8月13日淞沪会战开打,8月14日苏州即遭到日军飞机轰炸。

  至9月时,淞沪会战进入胶着状态。战局风云莫测,上海危在旦夕,而苏州已成累卵之势。姑苏古城,几乎每天都在日本航空炸弹的爆炸中震颤、呻吟。

  在兵荒马乱带来的惶恐中,潘达于本已随着亲友逃到太湖边上的光福山区避难。但终究放心不下藏在家中的宝鼎,中秋节前,又冒着轰炸偷偷跑回了家。

  家中所藏文物古董、古书字画数量甚巨,特别是大盂、大克二鼎,至为珍贵,又体型巨大,仓皇逃难,不可能将其携在身边看护。万般无奈之下,潘达于想出了将它们埋藏在地下的主意。

  然而这个办法是不是能够确保两鼎安度战乱无虞,谁也不敢保证。

  2007年8月,潘达于老人以102岁高龄与世长辞。老人的孙子潘裕达今年都已经年过花甲,他与潘达于共同生活时间最长。埋鼎之日距今已七十多年,潘裕达这样对记者说:“好婆(奶奶,苏州方言)回忆往事,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埋鼎的那两个晚上,每次说起来都仿佛历历在目,每次提起来又后怕。那个战乱的年代,走漏一点风声,大盂鼎、大克鼎肯定就留不住了。”

  在潘达于的记忆中,那两个晚上的月亮特别圆,特别亮,只是洒下的月光泛着惨白,在寂静的夜里更让人心生凉意。

  明亮的月光,倒是为埋鼎的五个人提供了天然的照明。因为日军轰炸,电灯早已断电。为了避免在夜色中引人注意,五个人干脆连蜡烛也没有点,两晚的忙碌,全仗月光。

  大盂鼎和大克鼎放到木箱中后,他们又在木箱的空隙处,安放了一些小件青铜器和金银物件,左右再以旧衣物塞实。最后,木匠把木箱盖封好,平整泥土,上面再按原样铺好方砖。

  潘达于又撮来一些浮土,在方砖上撒了一层,用笤帚轻扫几遍,用浮土填实方砖间的缝隙。这片地面就看不出任何撬动过的痕迹了。

  这还不算,潘达于选择的埋鼎地点,处于庭院第二进院落正房的堂屋正中,原本摆放着一张八仙桌。埋好鼎后,潘达于把这张八仙桌摆放回原处,又添了一道遮人耳目的掩护。

  知道埋藏宝鼎秘密的,只有经手埋鼎的五个人。潘达于找到的四个帮手,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

  潘博山及其弟弟,是潘氏宗亲中至亲至近之人,潘博山还是潘达于的亲姐夫——潘达于娘家姓丁,其姐姐丁燮柔也是嫁入潘家。这两人自然可以放心。

  那两个木匠,是潘氏大家族的长工,为人忠厚。为了保密,潘达于还对两位木匠师傅承诺——潘家会奉养你们一世。而这两位木匠,真的对埋鼎一事

  守口如瓶,始终未向外界吐露半字。

  所有的工作做完,意味着两只宝鼎从此从世间消失。曾经让潘家荣耀无比的“海内三宝有其二”之说,似乎就只剩一个传说。

  “海内三宝,潘有其二”

  大克鼎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该馆坐落在繁华的上海市中心,高楼林立的现代建筑丛林中,上海博物馆古朴庄重的中国古代青铜大鼎造型颇为惹眼。在这座号称“收藏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半壁江山”的博物馆中,大克鼎亦是当仁不让的镇馆之宝。

  大盂鼎,原本也是上海博物馆藏品。1959年,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(现国家博物馆)开馆,上博以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支援。大盂鼎入藏国博至今,同样也是馆藏重器。

  而这两只国宝级旷世文物,在百余年前居然能够同归潘氏一门所有,单这一点,已足令人惊叹。

  苏州自古就是人才辈出之地,在这座“朱户千家室,丹楹百处楼”的古城里,潘氏家族仍算得上首屈一指的名门望族。有所谓“苏州一座城,潘氏占一半”之说。

  潘氏有“富潘”和“贵潘”之分,富潘以经商致富,贵潘因科举及仕途显赫而闻名。在清代中晚期的百余年间,潘家共有35人金榜题名,其中有1名状元、2名探花,在官场中有4人是正从二品以上的显贵政客,各地的中下级官吏更是数不胜数。“贵潘”一脉的为官之人,做遍了清廷六部九卿百官(文官)。当时有“天下无第二家”之誉。李鸿章曾为潘家题匾:“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”。

  清咸丰二年,潘家祖字辈中的潘祖荫,高中探花,后官至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。

  潘祖荫不但在官场上位极人臣,同时又是当世著名的金石、书画、古籍版本收藏家,只要听说有善本图书、青铜文物,就“倾囊购之,至罄衣物不恤”。潘祖荫在北京为官期间,居于米市胡同,府中有专藏珍本书籍的“滂喜斋”和专藏青铜器的“攀古楼”,所藏图书、金石之富冠绝于世。据说,因为对文物有着火眼金睛一般的鉴别力,他在收藏界还有个“潘神眼”的外号。

  而潘祖荫的“神眼”不但能鉴文物,识人更是独具慧眼。“晚清三杰”中最放异彩的左宗棠,由一介书生而出将入相,彪炳史册,就与潘祖荫的鼎力举荐大有关系。潘祖荫也因对左宗棠的举荐,而得到了他一生中最为珍贵的藏品。

  话还要从左宗棠尚未发迹时遭遇的一次危难说起。清咸丰十年,在湖南巡抚幕僚府中襄理军务的左宗棠,因为恃才傲物,触犯官场众怒,遭人上奏诬告弹劾。咸丰皇帝命湖广总督密查左宗棠,如确有不法之事,可就地正法。

  就在此时,与左宗棠并没有直接交往、却深知左宗棠才能的潘祖荫站了出来,三次上疏保荐。后人最为津津乐道的对左宗棠的赞誉之词:“国不可一日无湖南,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”,即出自潘祖荫之笔。

  后来,左宗棠平步青云,终成一代名臣。而对在关键时刻向自己伸出援手、仗义相救的潘祖荫,左宗棠自是感恩戴德。清同治年间,左宗棠任陕甘总督,在西安得到大盂鼎,将其赠给了潘祖荫。

  大盂鼎是西周周康王时期的重要青铜礼器,也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最大的一件铭文铜鼎。大盂鼎通高1米有余,口径近80厘米,重逾150公斤。鼎内壁有铭文19行291字,记载了周康王对大贵族盂的训诰和赏赐。整个大鼎工艺精湛,造型雄伟凝重,自成威仪之象。

  大盂鼎于清朝道光初年在陕西岐山出土,在当地的士绅、官员手中几经流转,后被左宗棠幕僚以700两白银购得,并献给了左宗棠。左宗棠知道潘祖荫是当世收藏大家,爱青铜器如命,遂以大盂鼎相赠,以谢当年搭救之恩。

  潘祖荫得到大盂鼎,自然喜不自胜。他请晚清金石大家王石经操刀,给大盂鼎专门篆刻了一颗“伯寅(潘祖荫字)宝藏第一”的巨印。

  据后人考证,潘祖荫得到大盂鼎是在清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16年后,他又得到了另一件旷世奇宝——大克鼎。

  大克鼎高93.1厘米,重201.5公斤,口径75.6厘米,是仅次于大盂鼎的西周第二大青铜器。它是周孝王时大贵族克为颂扬国君、祭祀祖父所铸,距今有2800多年。鼎腹内壁亦铸有铭文2段,共28行,290字,字体工整,笔势圆润,是青铜器铭文典范之作。

  大克鼎于1890年(一说1889年)在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。一同出土的是一个青铜器物群,据传总数超过千件,当日即被瓜分,四方流散。其中器型最大、最为华美的大克鼎流入天津,被金石收藏家柯劭忞购得。

  柯劭忞是潘祖荫故交。得知柯劭忞有大克鼎入藏,潘祖荫欣羡不已,几番登门拜求,终于重金购得。

  至此,大盂鼎、大克鼎两大青铜至尊礼器同归潘祖荫所有,“攀古楼”所藏当世无出其右者。潘氏一门,至潘祖荫一辈,官爵位极人臣,家藏富甲天下,可以说达到了家族荣耀的顶峰。

  然而,正所谓“物极必反、盛极则衰”,潘氏家族的辉煌顶峰也是衰落的开始。在得到大克鼎的当年年底,潘祖荫撒手人寰。潘氏一族再无入朝为官之人,原本庞大的家族也变得人丁零落。

  藏于北京“攀古楼”中的大盂鼎、大克鼎,失去了权贵主人的庇护,在乱世之中,无异于被豺狼环伺的羔羊。

 

责任编辑:王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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